定于上周召开的中央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，更让市场感到了这种灼烤之痛。据传于7月17、18日最高层召开了年中经济会议，研讨当前的经济运行形势。宏观调控何去何从、货币从紧会否转向，市场高度关注并寄予厚望。

但截至记者发稿时，最高决策层对下一步如何精细“调控”的意见，还没有公开信息发布。“没有任何结果！”数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7月23日表示。

周小川的两难处境

有银行业内“好事者”多次向记者称，周小川行长对执行上级的决策，总是不折不扣。

“知道今年银行为什么贷款增速不如往年吗？是周小川行长下了死命令，谁都不准超规模放贷。现在央行的窗口指导非常严厉，超额放贷简直被提升到了政治高度。”一家股份制银行的高层人士对《投资者报》记者说。

事实上，在以往的年份，央行对信贷总量实行指导性计划时，没有一年银行放贷是不超计划的。作为政府要员的周小川，严格执行决策体现了他的从政素养，也充分说明了他对经济现实的认知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宏观调控是既定政策，但在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现实选择上，央行处境尴尬，加息与否成为两难。

论及宏观调控的实质，清华－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对《投资者报》记者表示，“其实就是在通胀与就业之间的比较、权衡，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加不加息的问题上，周小川左右为难，更高层面也需要更为科学、全面的权衡。而在这背后，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之难。

通胀和加息的逻辑

周小川面临左右为难的境地。“左”难，就是货币从紧半年过去，通胀还是居高不下。

今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，央行上半年已经５调存款准备金率，以加强流动性管理，引导货币信贷合理投放，减缓物价上涨压力。现在，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17.5%高位。

至少现在看来，货币从紧对抑制通胀效果并不明显。7月17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200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.9%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表示，“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”。

作为经济专家出身的央行行长，周小川对CPI增7.9%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，自然心知肚明。数量型调控不管用，周小川自然想到了价格型工具：加息。当然，本轮通胀成本推动型、输入型因素居多，加息能管多大用，他心中也没底。而他在各种场合的吹风演说，从侧面表达了央行对通胀的关注。

6月20日，油电价格上调。此后不到两天，22日，周小川在纽约表示，为了对付上调燃油价格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局面，央行拟制订“更有力”、“更强硬”的政策。“加息仍是控制通胀的可选方案之一，中国央行不排除加息的可能。”

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表示，央行早就应该加息，即使不调资源产品价格也应该加息，调价后更应该加息，事实已经证明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没有效果。但CPI高位运行了半年，央行在是否加息上也游移不定了半年。显然，周小川以及更高决策层有为难之处。

企业“钱紧”堪忧

周小川央行的“右”难，则是加息会否引起滞胀。货币从紧之下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“钱紧”堪忧。要是按照此前惯用的不对称加息法，即贷款利率多加存款利率少加，企业的资金成本加大，生产经营难以为继，企业的问题就更严重了。

尽管任何通胀都是货币现象，但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，单一的货币政策作用却有限。因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涉及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。紧缩货币政策致使全社会的流动性减少，但生产要素成本却不一定会降下来。于是，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压力：一是要素成本还要高升，二是出现资金短缺，导致企业效益下滑，其本质是劳动生产率下滑。

货币政策，其实是一门走钢丝的艺术，它需要照顾到前后左右的平衡性。并且，目前的“从紧”度，需要考虑到以后经济的紧缩周期。“货币从紧应该多考虑政策的伸缩性，现在加息，可以为今后可能遇到的经济萧条留下更大的货币调控空间。”业内人士认为。

肖耿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等均认为，目前形势应该倾向于加息。当然，要不对称地加，即存款加多点，贷款加少点。这样一来，即可缩小负利率水平，又能不给企业增加过大的成本压力。

央行研究局里“高人”如云，估计也想到过此招。周小川的难题在于，如此不对称加息，商业银行的息差就缩小了，主要靠息差收入吃饭的银行，又怎么办？

对此，郭田勇认为，国家可以适当降低金融单位的营业税，这样大家都可以共同渡过眼前的难关。

这种调控的复杂性，使得单靠货币政策挑大梁甚至是单打独斗，恐怕是不行了。只有让财税政策以及相关产业政策也发挥积极的作用，周小川和央行手里的加息“王牌”，才能打得顺畅。